[14]参见 Rosen Paul L．The Supreme Court and Social Science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2），p．81。
获得国家意识不外乎是兑现道德的国家理想，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行为参与发展现有国家，使其向着道德的国家理想迈进。西方有悠久的演讲辩论传统，[27]并且始终认为这是一门艺术，坚信可以通过训练而获得，[28]这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如此贫乏的表达能力，怎么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沟通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个人是法治国家活的细胞，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塑造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格。民主政治是众多人相互协商、妥协的过程。过去具有自己的时间，它既与现在有所区别，又与现在密切相关，因而未来作为行动视角可以被推断出来。时间经验占据了这些诠释的一个主要领域，而记忆和回忆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
有了言论自由，演讲、辩论就自然产生了。基于此，在课程方面，沃尔茨建议公民教育课程应让学生了解民主制度及其实践的历史，介绍民主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知识。一旦我们假定生命的存在，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呈现出某些特征的生命载体。
基尔克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将团体人格建立在坚实的、无可辩驳的基础之上。它自身具有意志，它自己就可行为，它通过作为其机关的人就如人能通过大脑、嘴和手而产生意志和行为一样具有意志并能行为，它不是拟制的人，而是一个团体人，它的意志就是团体意志。而相反，按照拟制说，法人的产生是由于国家拟制，其消灭也取决于国家的意志行为。团体人格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都由先验的集体意志所决定，而非由国家从外部来操纵。
由此，基尔克要求我们必须将社团的成立过程视作一个整体行为，其成员的各别行为仅是集体行为中作为不独立的、为一个中心所推动的因素而存在，这些要素要通过一个中心与一个目的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这一过程，团体从其最初观念上的存在达到完全实现{11}132-135。几乎持续一生的四卷本鸿篇巨制《德国合作团体法》并不仅仅是为了剪掉法人拟制说这一罗马法学派枝桠，而是企图通过对日耳曼法历史素材的系统构建以及日耳曼法视角下对希腊、罗马法材料的重新诠释，实现对整个罗马法学派的迂回式学术大包抄，进而拨出罗马法学派这棵大树。
团体生活也有其可见的外部表现，如军团行军时的号角，投票者将选票投入壶中。之所以如此，在基氏看来，法律—不论是以成文的方式还是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作为一普遍性声明，当然先于它所规制的各种法人团体的成立而存在{11}114。[15]而后来的《瑞士民法典》则完全采纳基尔克的法人学说，明确规定了法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意思、责任、住所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一整套司法实践中常用的术语和制度。正是由于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改变了仇视法人团体的政治观念，国家放弃了威权主义监控政策，普遍地承认了各种社会中间组织的合法地位，形成了个人、社团与国家的均衡结构，才最终使得这场争论渐趋沉寂。
针对萨维尼将团体能力和行为幽禁于私法上的财产能力之内，基尔克认为，团体人格的意义不应局限于私法范围之内，团体权利也不仅仅限于私法上的财产权利，团体还享有除此以外的广泛的社会自治权利。按照基尔克的哲学观念，外部经验世界乃是一种表象，它受制于内部经验世界并由后者所证成。总之，团体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统一体。相对于其成员，团体不仅仅行使私法权利，而且还行使通常的法人权利：自治权、特定领域的司法权和合作团体自我管理权。
基尔克指出，团体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个人所不能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尽管这些成就是通过个人行为而得以实现，但是个人行为与社会机构密切相联，并受到其在机构中的成员身份的强大影响。当然，法人取得其法律人格也不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这里也没有绝对的自由。
但是基氏又紧跟着辩解道：如果我们将个人行动解释为活的统一体在运转，那么我们就在透过看到的去揭示看不到的。基尔克又进一步认为，法律的要求或法人获得法律人格的条件和准则也不是由国家随意制定的，而是来源于社会需要，也就是来自于前述团体在实际上形成其人格所包含的事实因素，这些事实包括一定的名称、一定的目的、一定的机关以及相应的团体意志。
当然，基尔克还指出，当我们从文明历史的事实中引申出社会统一体的存在时，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外部经验世界{10}149。从知识谱系上来说，基尔克以前的主流政治哲学家包括霍布斯、卢梭、黑格尔以及法学家如萨维尼、耶林等都坚信，确保个人自由的必由之路是增强国家的权力，到了19世纪，这种观念几乎成了一种信条。在法国，基尔克的学说由法国学者梅斯德尔（A. Mestre）引入之后立即产生了强烈反响，引发了许多重要学者如萨莱耶、米休德、奥里乌、狄骥以及惹尼的相关论著。{10}147单个的生物人也是如此，也不是因其具有可见的外形而具有人格，生物人的人格也不过是归属于无形统一体的属性而已，我们只能通过其行为才能发现这一无形统一体。最后，从价值取向角度来说，基尔克虽然也重视个人的自由，但是更强调团体的独立价值，特别是当他运用其团体理论证国家的独立价值和人格时，国家主义就更加明显，这不能不说是又一处硬伤(四)名誉尊严侵害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精神损害赔偿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对于人格利益的侵害也如同财产侵害一样，必须以实际损害为基础。
针对罚金由于货币贬值而失去效用的问题，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裁判官发布告示，给予受害人侵辱估价之诉(edictumdeiniuriisaestumandis)的保护。善良风俗(bonimores)指的是对稳定的社会道德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的风俗习惯和伦理准则，它构成民事行为合法性的基本条件。
2007年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重申这一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他在其1672年的《自然法与万民法》一书中谈到：对于断肢的赔偿，不应从其本身的价格进行估算，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是难以估量的，能够进行估价的只是丧失劳动力的费用。
[48]同注[46]引书，第 471 －481 页。这一判决与当时的实在法其实是存在严重冲突的，因为《德国民法典》第253条明确规定，除法律明文规定外，不得主张慰抚金请求权。
[13]D． 47，10，15，15．[14]D． 47，10，15，15[15]D． 47，10，15，25[16]D． 47，10，6[17]D． 47，10，27[18]D． 47，15，10，30．[19]D． 47，10，15，39．[20]D． 47，10，15，31．[21]D． 47，10，15，32．[22]D． 47，10，5，9．[23]D． 47，10，15，34 － 35[24]D． 47，10，1，2．[25]同注 12 引书，第 41 页。从这个角度上看，法国与德国对于名誉权、尊严权保护的差异不在于立法模式上的一般概括与具体列举的区别，[62]而是根源于两种文化对人格权的经济赔偿在道德认同感上的差异。[18]或者裁判官进行调查时，被调查人蔑视他的工作和地位。［古罗马］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 2005 年。
如前文所述，对于财产损害是一种结果损害责任，以实际损失为结果进行赔偿，而人格权的损害，则是根据损害事实进行判断，按照侵害行为对社会一般道德的破坏来判断它对人格权的内在侵害程度。另一方面，它对于受害人而言构成了一种替代性的满足(satisfactionderemplacement)。
[32]同注[2]引书，第 1067 －1068 页。这些针对特别行为的裁判官告示，经由法学家的解释，转变成了一种全面的保护自由人人格尊严的市民法上的诉权，而与专门保护财产侵害责任的阿奎利亚法(lexaquiliana)相并列。
[21](4)以文艺作品的方式侵辱他人，包括写作散文、诗歌或者歌曲诋毁他人名誉。[49]See Berger，Adolf，The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Roman Law，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Vol． 43，No． 2，1953，p． 471．[50]［荷］格劳秀斯： 《战争与和平法》，［美］A． C． 坎贝尔( 英译) ，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0页。
[57]由此，罗马法上与财产保护相对立的侵辱之诉就被一个不区分财产与人格损害的一般性条款所吞没，而侵辱之诉所要保护的人格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就需要法学家予以特别的强调。但需要注意的是，阿奎利亚法仅仅是针对动产和奴隶的损害赔偿，而不适用于自由人的名誉尊严受损之情形。第三，善良风俗之作用。[7]到了公元前3世纪，随着裁判官获得了谕令权，才通过发布告示弥补了这一空白。
如果说在19世纪以来的侵权理论中，是财产损害概念涵摄了人格权损害，由此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构成人格权损害赔偿的基础的话，那么在当代的发展中，人格权的损害开始颠覆近代以来的损害赔偿观念，重新朝向一种人物二元的损害责任的格局发展。估价(aestumare)意味着不再采用固定的罚金数额，而是随着侵害事实的差异对价款作出不同的判断。
这一标号意味着文本处于《学说汇纂》第 10 卷第 15 题第 2 小题的位置。(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30](三)侵辱之诉的基础：善良风俗在这些讨论侵辱之诉的文献中，多次出现了违反善良风俗(adversusbonimores)的字眼。[41]而对其他财物的损害，以它们在最后30天中的最高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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